“先生们，是到了让那些美国人彻底清醒的时候了，”瓦尔特.格拉伯曼上尉，一个又高又瘦，而且长着一张典型的日尔曼方脸的中年人，大声对他的同僚们说，“明天就开始对抗演习。”
格拉伯曼上尉的决定就是德国顾问们的决定，因为他是他们中军衔最高的一个；但上尉的决定并不代表最终决定，在牵扯到更高级的层面之前，只有一个人有资格和权力做出最终决定。
袁世凯。
如果格拉伯曼要让自己的决定变成现实，他就必须得到袁世凯的批准，否则德国顾问们连半个士兵都指挥不了。不幸的是，上尉把这个关键忽略了，或者认为自己能够很容易说服袁世凯，但新军的督办者却不打算这么做。
他拒绝批准格拉伯曼的要求。
“为什么一定要在明天？”事实上，这只是一个敷衍了事的问题，袁世凯不想知道答案――在目前的形势面前，任何答案都显得毫无意义；虽然看起来将要举行的只是一次小规模的操练，但它已吸引太多注意力，因此也就不能按照某个人或者某几个人的意愿进行了。
英国、法国、俄国、日本、意大利，当然还有美国和德国，它们全都投入了极大的关注――两个国家的军事对抗总能引起广泛的关注，何况英国、俄国和日本在中国拥有巨大利益或者决心在中国获取巨大利益，在中国无论发生任何事情都会吸引它们的目光；至于法国和意大利，它们要么想看到德国佬丢脸，要么在祈祷德国人代替自己教训该死的雇佣兵。
而且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仅仅表示“关注”显然不能满足各个国家的好奇心或者报复心理。七个国家的驻华公使或驻军司令都已明确表示将要派遣观察员参加演习，但这些观察员都还在路上，没有人能够在格拉伯曼要求的时间之前抵达天津，但袁世凯又不能不等到他们抵达。
所以演习不能在明天开始。
而这是美国顾问和德国顾问都不知道的：当这些要求被提出的时候，他们要么忙着庆祝圣诞节和新年，要么忙着熟悉参加演习的士兵，都没有精力关心其他问题；然而现在才得到消息似乎已太迟了。
至少格拉伯曼觉得太迟了。“袁将军，我必须认真向您指出，您的士兵还没有做好迎接外国观察团的准备，不管军事素质还是精神面貌，他们仍然与欧洲陆军有很大的差距，会使观察员们失望。”
袁世凯觉得这完全是一句废话，同时也使他感到不太愉快，尽管谁都知道那是事实；但在他开口之前，戴维.韦伯已经笑出声了。
“我个人认为，将会使观察员们失望的不是中国士兵，而是他们的德国教官。”他不无讽刺的说，“格拉伯曼上尉显然正在担心在自己的同胞面前颜面扫地。”
“如果有人担心在自己的同胞面前颜面扫地，那绝不会是我，相反，我认为那个人应该是你，韦伯先生。”格拉伯曼立即激烈的回敬到。
“经过上一次的纸上推演之后，我不认为我还有什么必要感到担忧。”韦伯故意用一种轻蔑的语气提到那次让充满“争议”的纸上推演，他知道这会踩到德国人的尾巴，事实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