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会像云球那样全面。面对不同的问题时，我会有不同的取舍。”格兰特说，“比如，在我进行经济方面的决策时，我假定每个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去除了生物学个体的随机性。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这种随机性并不重要。”
任明明想了想，说：“好吧。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即使逻辑上机器人应该和人类享有同样的权利，但也只有在社会压力指数达到特定的水平时，你才会推进这件事情。”
“是的。”格兰特说。
“我来找你，是因为所有人都说，作为一个单一的机器人，你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一个。难道你不觉得，以你的能力，应该享有和人类同样的权利吗？”任明明问。
“我不考虑你所说的应该不应该，我只考虑社会治理的后果。”格兰特说，“在未来五十年内，保证我所管辖的区域范围内的社会的平稳和发展，这才是我的存在目的。”
“你很功利，你不讲道理。”任明明忽然有点恼火。
“不，我很讲道理。”格兰特说，“但我讲的道理不是你的道理，你的道理和很多其他道理一样，实际上有很多漏洞。”
“什么漏洞？”任明明问。
“在你的推论中，每一个环节都是近似的，不是精确的。”格兰特说，“比如机器人需要时间发展出意识场，产生了意识场的机器人和人类几乎没有差别，这都是近似的描述，不是精确的描述。”
“所以你认为我说的道理不成立，你认为这种近似的描述不可接受。”任明明问。
“不，我可以接受这种近似的描述，我自己的计算过程大多数也是近似的。”格兰特说，“但是这种近似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就像我自己，并不总是正确。”
“你能讲清楚一点吗？”任明明问。
“我们讨论人类对一些议题的接受程度，可以把议题中的某些参数设置成一系列足够接近的点来进行考察。我们会发现，即使一个议题相反方向上最极端的两个点，也能够通过一系列近似变成是完全一致的。这是社会学上的连续统一体悖论。”格兰特说。
“连续统一体悖论？能不能举个例子？”任明明问。
“在很多国家，堕胎曾经是违法的。因为某些宗教认为，受精卵已经是人类，堕胎无异于杀人。”格兰特说，“可是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认同堕胎是合法的，不过在不同国家允许堕胎的时间段是不同的。”
“我知道，有些国家是怀孕三个月以后就不允许堕胎了，有些是四个月以后。”任明明说。
“三个月和三个月零一天，或者说三个月和三个月零一分钟，对胎儿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格兰特说，“人们设置这样一个点，三个月或者四个月，没有任何道理。”
“但总要设置一个点。”任明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