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你把我的书看的很透。”
“对于族裔多元化的州可能会出现的情形，您用的是加利福尼亚州作为例子——不过，我个人认为，加利福尼亚州，就跟纽约一样，属于美国这个所谓大熔炉中的特殊环境，因为这两个地区才真的是货真价实的熔炉，不同种族的文化，信仰，语言，都得到远比别处多得多的包容。像约州这种表面看似多元化的州，实际上就跟一锅炖菜一样，煮出来以后，胡萝卜还是胡萝卜，羊肉还是羊肉，西葫芦还是西葫芦，虽然味道变得一样了，但还是彼此不相容。”
“我承认加州不是最好的例子，但加州是个最容易被人们接受的例子。”索夫科瓦斯基教授解释道，“谁都知道加州的情况，很少有人能代入一个自己只听过名字，然而对其详情一无所知的州来理解我想要说明的内容。”
“但我这么做了，我把您的给出的理论，您给出的计算模型及参考数据，都应用在了约州真实的谋杀案统计数据上——然而我得出的结论完全与约州现状不符——这只能说明约州当地的警察都犯了一个大错，是吗？”
“这要看你是怎么应用的了，”索夫科瓦斯基教授的语气很谨慎，显然不相信一个学生——刚刚转到心理学开始学习的大一学生——凭借着她著作中的几页纸，就能找到一个州的警察所犯下的大错，“让我听听你的理论。”
“您在您的书中说过，在一个多元化的环境下，黑人被谋杀的概率和白人被谋杀的概率会因为该地区的多元化程度而缩小差异，甚至可以从最高的六倍缩小到两倍至三倍的差距。因为一个多元化的地区能给少数族裔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一个更宽松的婚姻环境，以及更好的教育机会——这都是能降低黑人及少数族裔被谋杀的要素，而白人的谋杀率——往往与该地区的持枪率及治安率有关，而不是与环境有关。”
“继续。”
“约州的多元化虽然比不上加州，但是从人口组成的比例上来说，至少也能排进前五，约州黑人的数量是最多的，其次是拉丁裔，接着才是白人，随后是爱尔兰裔与德裔，及其他欧洲地区的移民后代，包括犹太裔，最后才是亚裔。这种分布，应该符合您对多元化环境的理论，即少数族裔的被谋杀数量与白人的被谋杀数量差距不大。”
“我的理论实际上更接近于一种假想，因为美国每个州的情况都太不一样了。但是，我的确认可你得出的结论，”索夫科瓦斯基教授点了点头，“约州内黑人的被谋杀数应该排在第一，其次是白人——”
“而这就是我发觉不对的地方。”云决明指了指其中一张图纸，“从1987年开始，白人的平均被谋杀率就掉到了第四位，1995年后，第五位，2003年以后，第六位。这个数据一直到2010年，才开始逐步回升。在此期间，约州平均每年被谋杀最多的是黑人，每十万人中有三十七名；其次是拉丁裔，有三十二名，接着，就是亚裔——这个几乎很少在谋杀案中占据一角的群体，有十七名，紧随其后的欧洲移民后裔只比亚裔少一个，最后才是白人，平均十五人。”
“你的意思是说，”索夫科瓦斯基教授扬起了眉毛，“从1987年到2010年间，约州的少数族裔被谋杀数上升到了一个并不正常的区间，才将原本可以排到第二的白人种群一下子挤到了排名的末尾？”
“是的。”云决明干脆地回答，没有说更多的话。如果他只是为了一个课题而做出调查的话，走到这一步已经是极限了，不能再继续得出约州可能潜伏着一个专杀少数族裔的连环杀人犯的结论。
“那么，我就必须指出一项你没有加入计算过程，然而又对结果影响深远的要素了。”
“您请说。”
“1987年至2010年，”索夫科瓦斯基教授意味深长地说道，“正好是科尔·埃弗里担任约州洲际警察局局长的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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