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整个特务处暗流涌动，各自勾心斗角的外放事宜，在戴雨农回到南京后，很快就变得悄无声息。
大家像平常一样，把窝在自己肚子里的那点小心思藏得更深，只不过，每个人见面打招呼的时候，却都多了几分客气——因为谁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打招呼的对象，就由“老某”变成了“某科长”甚至“某区长”，也不知道自己的称呼，什么时候就由“某主任”变成了别人口中的“老某”甚至是“小某”。
只有六组组长方途，这个特务处里的老幺，却依然像往常一样没心没肺，碰到喜欢的同僚，就哈哈乐着搂肩搭背，碰到看不上眼的，就冷着个脸假装没看见，似乎丝毫都不知道这个外放的机会是多么的重要。
但是到了三月底，有心人却都注意到，就连一向驻扎在上海的赵理君都抛下了上海的工作，时不时的回南京拜见戴老板，甚至军统设在华东区的负责人郑希林和华北区的负责人王天木都从济南和北平跑了回来。
显然，这是要有大事发生了。
1932年4月1日，阴森神秘的鸡鹅巷53号，突然多了几分喜庆的意思，从各地回来的特务们，从南京的各个大街小巷汇聚到了这里，每个人都面带微笑的向他人拱手道贺，就连从门口小轿车上走下来的戴老板，脸上都洋溢着压制不住的笑容。
这一切都是因为，4月1日，这个西方传统意义上的愚人节，被校长定为了复兴社特务处正式成立的日子。
一大早，三层楼铁门外的两颗大树上，就被两个身穿蓝衣的工作人员系上了两根蓝丝带。
这时，恰好从从门外走进来的两个人，其中一个三十余岁的中年男子面带疑惑的小声问旁边一位青年道：
“方组长，怎么门口系蓝丝带？开张大吉不应该贴红纸吗？”
那青年二十四五岁，身穿一身剪裁得体的中山装，面容沉稳，头上则颇为时髦的梳了一个大背头，看上去颇有几分派头。
此人正是耿朝忠，他接待的对象名叫郑希林，是复兴社特务处在华北的总负责人。此人也是黄埔出身，但常年呆在山东，几乎不回南京，甚至来鸡鹅巷都是第一次。
故此，郑介民安排了曾经久居山东的耿朝忠来接待这位郑区长。
耿朝忠听了中年人的问话，脸上不由微微一笑道：
“郑兄有所不知，戴老板因为赤党的原因，颇不喜欢红色，整个特务处里严禁出现任何染红的东西，就连办公室的暗红木门，都被屠成了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