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忠贵是老实巴交的农村人，被兵工厂的领导们耍得团团转，不知道好端端的儿子为什么说没就没了，最后还是洛大校方出面，才为他讨到了一千块抚恤金。
在当年，一千块不是小数目。
但一条鲜活的命，绝不止一千块。
没了儿子，生活也没了盼头，刘忠贵时常在工作上出错，有时忘了按时锁宿舍的门，有时误将学生当做儿子，被投诉了几回。
校方可怜他，让他继续留在学校当宿管，并通过学生会，将他的遭遇告知当时的学生。
闻者无不神伤，更有学法律的学生想要为他讨回公道。
但一个失去全部希望的农村老人和几名羽翼未丰的穷学生，哪里斗得过势力盘根错节的兵工厂。
这事后来不了了之。当知情的学生都毕了业，便没有人再提及。
时间也许扶平了伤口，刘忠贵很少再犯错，渐渐地，新来的学生不再知道他背负的伤害，只有后勤部的同事还记得。
强鸣比刘少友大几岁，刚被分配到洛大时，经常受刘忠贵照顾，空闲时还与刘少友打过几场篮球。
刘少友去世后，正是他在后勤部牵头，强烈要求校方出面与兵工厂交涉。这些年下来，也是他明里暗里帮扶着刘忠贵。
上了年纪后，刘忠贵精神出了些问题。平时看上去与正常人没有两样，但偶尔忘记儿子早已不在的事。
他还琢磨着给儿子讨个老婆，不清醒时逢人便说——我儿子生得可俊了，个儿高高的，又有出息又孝顺，还在兵工厂工作呐，一个月工资有600多块！
“老刘在农村的老家已经没人了，我们不能让他老无所依，就在新北区给他分了套房，他平时住在那边，帮忙管理一下：“他犯糊涂，成了嫌疑人的帮凶，的确有错，但请你们别太为难他。他……他可能是将嫌疑人看成少友了。”
派出所，刘忠贵坐在角落，浑浊的眼中已然有了泪。
二十一年前的档案证明，他的独子刘少友，的确早已离世，个中细节与强鸣所言几无差别。
花崇靠在走廊的墙上，手上夹着一根未点燃的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