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带越仲山回家，他就提前与徐盈玉长谈，说好徐盈玉帮他跟江明楷说情。
徐盈玉却没看他，头微微低下，对江明楷的话给出的反应更像是默认。
“不行，这像什么？过河拆桥，我们不能这样。”
“犯法吗？”
“……”江明月被一句堵得语塞，结结巴巴地争辩，“别人会怎么想我们家？我跟他为什么结婚，基本上没人不知道，当时境外那两家运输公司眼看就要被卖掉，也没有律所肯接我们的案子，一点办法都想不出来，还有你……”
江明楷没有说“没有那两家公司我们也不至于破产”之类的话，他没有要在江明月身上用任何谈判技巧，或者任何迂回的战术。
“我不在乎。”他说，“你只要告诉我，你想不想离婚。”
江明月所有的腹稿都出不了口，那些大道理和游说也都统统只能憋着。
江明楷不打算讲大道理。
“我想。”
江明月低下头，不合时宜地想起，前两天，也是在车上，越仲山脸色难看地对他说“我不在乎”。
他感觉到一股很强烈的难受冲撞着他的胸腔，虽然他不需要怎么思考就能说出实话，可不能阻止他在同时感到抱歉。
江明楷不想讲道理，他本来也不是很想讲道理的人。
越家既然会来谈这个事，就不可能没想过他们会反悔，不离当然是好的，但万一要离，怎么离，估计多半要听越家的意思。
几年不可以公布离婚消息、不可以在越仲山结婚前跟别人有感情纠纷、割让多少利益，这些圈子里共通公认的规则，越家可能会提的要求，在结婚前，江明月和徐盈玉早就非常明白。
他们有求于人，越家怎么都不会是吃亏的那一方。
但越仲山很多次提出让他“明白结婚的意义”，说自己“不打算娶个结婚证回家供着”。
即便很不适应没有周到到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也搬到大学城跟江明月住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