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允炆在国子监大辩论时，已经在思虑“考课”之事，原本计划安排在科举之后，只是还没等解缙提出“考课”官员，黄河、淮河一线暴雨，涡河决堤，怀远被淹……
于是“考课”一拖再拖。
怀远知县被百姓打死，百官无一人为其喊冤。
朱允炆对此事的评价，只用了唐太宗的八个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练子宁认为朝廷官员经过洪武初期的严苛，中期的恐惧，晚期的忐忑之后，在建文元年彻底放松下来。
放松的结果，便是报复性的贪婪。
所谓的“纸醉金迷，贪腐横行，绝非一县”，朝堂之上，传荡着练子宁坚决的声音。
朱允炆频频点头，在练子宁讲完之后，肃然道：“开考课于文臣官吏，期海宇宇谥，民乐雍熙，以内阁解缙、翰林院姚广孝、吏部尚书齐泰、都察院练子宁为首，组考课四人团，统揽京师内、外考课，毋宁私情，以正乾坤！”
众文官员听闻之后，脸色都有些难看。
考课，也被称之为考绩、考功、考核、考校等。
早在先秦时期，便出现了考课。
《尚书·舜典》记载：“三载考核，三考黜陟幽明”，并明确了考核的处理方式为“黜退其幽者，升迸其明者”。
在这个时期，考核制度尚不完善，但其“三载考核”的方式，却被后世所用。
考核制度初步形成，是在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分为两种：
其一，诸侯王朝觐。
简单来说，就是诸侯王从自己家里，坐上马车，前往京城述职。
其二，天子巡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