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特委在“特字一六二号”文件中规定的那样：“这些分子，虽然不是社党成员，但实际上是社党的表现，是社党发展的对象。”左倾到了极点的肃反路线，有如一张疏而不漏的天网，只是需要，什么人都可以收捕其中。
赤色永定县委，是处决曾牧春后改组的，由原县委常委、秘书长张觉先代理书记。张主持县委工作正好25天，就被县肃反委员会主席在全县的党团联席会议上宣布是暗藏的“社党”，就被逮捕起来。
同时被捕的还有县委常委、组织部长郑世明等13名干部。这些被破获的“社党永定县党部”成员们，只在临时牢房里关押了一夜，每个人“过堂”一次，翌日上午一处山野荒地就成了他们的归宿。
一个代理县委书记，竟由一个县委属下的肃委会主席主宰了命运，在“肃反中心”论指导下，当时政权混乱情形，由此可见一斑。
赤色杭武县第五区的区委书记伍超然，没有及时按照县肃委发来的名单抓捕“社党”分子，第二天下午就被赶来的特派员下令逮捕，被抓的还有区委的主要干部12人。
第三天上午，第五区举行公审大会，集体处决这个升格为“社党杭武特委”的成员们。根据杭武县肃委会1931年6月1日编的《革命法庭》记载，这12个干部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最小的才16岁。
从保留下来的历史材料中，可以看到当年”印记“。赤色苏区中央局于1932年2月19日，在给闽粤赣省委的信中讲道：“这一非常事件，给闽西党的创伤是严重的，党员人数由原来的8000人减为5000人不到。”
闽西团特委1931年7月12日在给苏区团中央的报告中，也讲到团组织陷于瘫痪的情状：“全区30个区委中，只有1个区委能勉强维持工作。团的组织生活及中心工作任务，发生极大的困难。尤其是新干部幼稚，一切工作秩序都错杂无绪。”
比各级党政组织解体、涣散更为严重的是，在面临国民党军队第三次“围剿”的严重敌情下，大批红军指战员在清肃运动中无辜受害，致使战斗力严重削弱。
赤色闽粤赣特委于1931年5月1，日给永定县委的信中。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红12军在这次清肃之后，内部的确万分成问题，战斗兵的减少，指挥员的缺乏。以及士气勇气的减低，这决不是东拖一下西拉一下可以解决的。”
由于红军力量的削弱，国民党军队加紧了对闽西的进攻，苏区的红色政权由原来的48个区，锐减到22个。
7月，特委书记邓发奉调瑞金，其职务由卢德光接任。7月中旬，从上海绕道香港再抵闽西的卢德光来到永定。
张鼎丞、郭滴人等人。包括下来检查工作的闽粤赣省委组织部长罗明，敏锐地意识到一种转机的到来。他们分别找卢德光，介绍苏区肃“社党”的情况。卢听了他们的反映，又到了各地察看。强烈地感觉到大规模的肃“社党”运动给苏区带来了严重的危机。
他感到愤怒，用两天的时间向中央写出了反映闽西肃“社党”情形的报告。7月下旬，卢德光主持特委会议，作出一项重要决定：撤销肃反委员会，成立闽西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处。以郭滴人为处长，林一株降为副处长。
随着改制的各县政治保卫局，接到了上级的通知：今后不可随意处决“社党”人犯地不可再凭审讯口供抓人，抓人须经保卫处批准。
犹如溃倒的堤坝得到了修堵。拦住了汹涌的水流，滥抓滥杀的现象得到遏制。不久。更大的转机接踵而至：8月下旬，中央给闽西发来了指示信。对闽西如此大规模地清肃“社党”，表示了非常的惊讶和不满，严厉批评闽西的肃“社党”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扩大化、简单的惩办主义和依靠刑讯三大错误。
之所以发生了这一系列的变换的原因，便在于伍豪身上。时至1931年6月，中央政局常委的分工有所变动，伍豪重新主管军委，情报、通讯、锄奸都归属于他。
中央于8月下旬发给闽西的指示信，正是伍豪依据了卢德光的客观翔实的报告而写的。上海的来信，使闽西苏区情况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