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弹窗，更新快，免费阅读！
大宋向来以孝治天下,即便是官家，事关孝道，也必须以孝为先。
所谓上行下效,孝之一字,有时候甚至凌驾在律法之上,比如大宋律法中对父杀子和子杀父的规定,就非常双标。
父杀子，判罪极轻，若是碰上宽容些的官员，甚至会直接无罪释放,而子杀父呢,却是十恶不赦的大罪,即便是原因可寻,也绝对是死罪难逃。
归根结底，是儒家思想的影响,法与情并列，才会出现这种判刑。
朱耿白一案，朱耿白已经确认是江洋大盗，而张银花杀他是替父母亲人报仇，且是在告到衙门无果后,才选择自行复仇。
依律法而判，故意杀人，自然是杀头的死罪，但从情理来讲，自可从轻判决。
“太宗雍熙年间，京兆府鄠县曾出过一桩轰动朝野的复仇案，一名叫做甄婆儿的女子回乡扫墓时,提着斧头砍死了杀害其母的凶手董知政，此案倒是与本案十分相似。”
这案子，包公知道，而就是因为知道，才不好下判决的度。
但白玉堂却不知，故问“那这案子，最后是怎么判的”
黎望抬头看了一眼包公，才道“当地官员在抓住甄婆儿后，知晓内情，便对她心生同情，故而直接上报朝廷，请陛下裁决。”
“然后呢”
“太宗嘉其能复母仇，特贷焉。”简单来讲，就是太宗也觉得甄婆儿替母复仇，情有可原，所以赦免了她的罪行。
换句话讲，宋朝替血亲报仇是否犯法一事，虽未在律法直接言明，但因为判案的都是受儒家正统思想的文人官员，且有太宗断案在先，之后判决，都只能比照着来。
当年太宗如此断案，必有施政因素在里面，但延续至今，俨然已经成为了一条判案依据。
故此，包公要判张银花罪行，要么从轻，要么从无，以黎望对包公的了解，包公应该是更倾向于前者的。
只是李城南是朝廷命官，此案必然会上达天听，按照包公在朝中树敌的情况，百分之九十九会有人提出异议，甚至可能要以此来攻讦包公执法过于严苛。
不过到时候为难的，就是官家了。
“既是如此，大人何不判那李夫人无罪”白玉堂忍不住恳切道。